在现代法治下，我们确信：没有证据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可是，恶意掩盖、岁月更迭、人为疏忽以及各种有意无意地破坏，让多少证据沉睡在法庭之外，无法向人们倾诉它的经历，更无法指证罪恶。正如《与骸骨交谈》一书所说：在庭审中，让你永远感到无比挫败的是，你明明知道最能证明你证词中的犯罪过程的人，那个知道每一个细节的人，就在被告席上。他就坐在离你几英尺远的地方，通常还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你——但是他永远一言不发。 

　　《与骸骨交谈》的作者威廉姆. R.美普斯博士，是美国杰出的法医人类学家，专业领域为法医骨骼学。自上世纪70年代起，美普斯博士处理了超过1200件刑事罪案和遇难者的鉴定案件，包括“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失踪和死亡军人的身份鉴定，以及西班牙殖民者皮扎罗、美国前总统泰勒、英国“象人”、俄国末代沙皇家族等历史知名人物的遗骸鉴定，揭开多个历史谜团。由他主持创建的C.A.庞德人类鉴定实验室是世界法医学界最知名的实验室之一。 

　　作为一名法医骨骼学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人类遗骸。对美普斯博士而言，“每天都是万圣节”。正如书中所说：“我曾千万次地凝视死亡的面孔，见证过它各种各样残酷的形态。”他和助手要下到几米深的尸坑与骸骨贴面而视，他们要将几口袋的骨头残骸与泥沙带回实验室做深入分析，甚至于他们可能会在埋尸地遭到毒贩机枪的扫射。 

　　1918年7月，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和他的家人、仆人共11人在叶卡捷琳堡一处地下室被集体杀害。为了掩盖暴行，屠杀者用浓硫酸、汽油、手雷对尸体进行了破坏，后来所有尸骨都被埋到了一座废弃的矿井中。谁也没想到，60年后被屠杀者的遗骸重现天日。美普斯和助手们用了一年多时间，对所有尸骨进行了细致鉴定，成功确定了死者的身份和死因，在世界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美普斯和助手们，通过高超的专业技能，揭示出一幕幕令人发指的犯罪场景和案件真相。他“让死者的骨头说话，令一个个凶残、恶毒的凶手难逃法网”。　相较于鉴定技术，我更感叹于美普斯博士的道德操守。 

　　美普斯博士有着清教徒式的自我修为，“有一套严格清晰的道德价值观”。他热爱鉴定工作，“对酒吧、夜店和妓院不感兴趣，虽然曾被拉去处理和检查那些常客们的尸体”。在他眼里，谎言和懒惰比最骇人的死尸还要可恶。而每天都会面对的谎言和废话，更坚定了美普斯和助手们对真相的无限渴求，“真相是可以被发现的，真相也希望被发现”。为了迅速了解案情，美普斯有时甚至故意表现得像一个“无知的、唠唠叨叨的教授”，无伤大雅，只为让警察们开心，并且“比那种傲慢、假装博学的自负态度要有效得多”。 

　　长期接触死亡和尸骨，美普斯博士深深意识到，“每一个人，从最邪恶的连环杀手，到天使一样纯洁的无辜者，生前都曾经被人爱过”“都需要并且理应得到像我这样的调查者悉心而冷静的检证”。他的夫人受其影响，也成为其团队中的一员。 

　　实验室徽标上的天平象征着正义，但正义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不一样的。 

　　英国法律史家梅特兰说：正义必须呈现出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她。然而，随着诉讼制度的发展，我们的诉讼程序逐渐滤去人们的喜怒哀乐和人生境遇，诉讼活动更加追求确定性和明白无误的法律条文，司法裁判最终沦为一张失去情感、抽空价值的文书。正义在司法者眼中有时也是模糊的。 

　　机械化的司法过程排除了人类情感，但参与这个过程的司法者的情感却无法被忽视。当面对那些被虐待、侵害致死的儿童的尸骨时，美普斯博士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一节中，美普斯博士记述了他所鉴定的四起儿童非正常死亡案件。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一件是这样的：一名在押的重刑犯杜洛切尔向警方坦白，自己在10年前杀死了5岁的女儿和6个月大的儿子。杜洛切尔指认了埋尸地，却拒绝供述作案手段。美普斯对遗骸进行了非常细致入微的检查，提出了结论报告。对结论报告，杜洛切尔及其辩护律师无任何异议，他不得不“恭敬地请求伏法”。最终，杜洛切尔在1993年秋天被送上电椅。 

　　太平之世存佛心，美普斯博士满怀沉痛地说：“很多时候，我们低头看到的不是受害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对此感同身受。”对于那些“绞架幽默”，虽然“多次听见过这些不敬的玩笑，但是我不允许它们出现在C.A.庞德人类鉴定实验室里”。 

　　法律乃仁者之术。对于犯罪的憎恶，让美普斯博士更加热爱所从事的法医工作。美普斯博士衷心希望，通过他们的工作，使那些野蛮的父母或成人因为害怕事情败露而停下他们那即将伸向孩子的手。“我们并非每天都能满意地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将谋杀犯、分尸犯绳之以法，但是我们一直在为此努力”“看到他们（罪犯）进了监狱，我很欣慰”。 

　　恶意伤害、杀害儿童案件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围绕着这些案件，美普斯博士提出了自己对于死刑的意见：“我对于英国这种彻底消除死刑的国家有着出于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仰慕。但是当回到现实的美国，回到我手上的工作中时，我很不情愿地作出结论，我们美国人也许还没有足够进步到可以迈出那高尚一步的时候。我见过太多的案例，谋杀犯刑满出狱后再度杀人。”即便在法律制度极为发达的美国，关于死刑存废的论争也从未停止。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文明传统决定文化认知。在法治不断进步的今日中国，谁能走近中国最广阔社会的生产生活，理解中国最广泛民众的精神内核，谁就能找到“当代中国原创学术与本土学术的逻辑起点，找到中国学术的终点和归宿”（喻中《乡村中国的司法图景》）。 

　　在这个危机感很强的时代，一个真正的法学工作者应该是一个瞭望者。作为资深法医学家，美普斯博士在《与骸骨交谈》中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我们两头够不着。”一方面，这种鉴定工作与象牙塔里的纯正学术研究存在较大差距，受到学术界同行的轻视；与此同时，因为存在认识差异，法医学家的鉴定结论有时并不被警察、检察官、法官认可，法医学家有时被认为是“对生活阴暗面完全没有经验”。另一方面，开设法医人类学这门课程的大学日益减少，训练有素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少，甚至美普斯博士一度怀疑，在他离开以后，C.A.庞德人类鉴定实验室会不会继续存在。令人欣喜的是，博士的担心并未应验，C.A.庞德人类鉴定实验室至今依然在法医学界占据一席之地。 

　　《与骸骨交谈》的副标题是“我希望每一个案件都有答案”。这是所有善良人们的善良愿望，然而现实有时却让人怅然。面对依然保存在实验室里的一个13岁女孩的头骨，美普斯博士说：之后的很多年我时常会想起那个细小悲惨的头颅。几年之后，我请求重新检查它一次，希望通过经验积累所得的专业知识，使我可以发现某些初检时被错过的线索——但，我一无所获。对于这个头颅，我已经知道了我所能知道的一切。我几乎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不是所有的谋杀案都会被侦破，而这个小女孩就是那些不能报仇的无辜生命中的一个……很多儿童失踪的案件都一直未获侦破。 

　　法律注定无法对人世间的诸多苦难作出解答。但是，作为一个几乎每天都接触具体案件的基层司法者，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仍然难抑冲动的情绪。它让我在繁琐工作和案件重压下体会到了一种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撑，以及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