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我给你写本自传吧，作为你退休前的礼物，也算是对中国乡土法治建设三十年从无到有的纪念。”“别闹，一个基层老法官，有什么可写的。”

　　我的法学启蒙老师，就是这位从数学老师转行的乡镇法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乡镇派出法庭条件简陋，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裁判文书需要用手摇的油印机印刷，两名能工作的法官负责周边3个乡镇所有的民事案件。油印机坏了，我们仨一起趴在炕上帮爸爸手抄裁判文书；年终归档时，爸爸整理卷宗，我跟妈妈写卷皮订卷……这些“全家总动员”的情形，真实记录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基层法官为中国法治进程而奉献的青春。参加工作后，我到爸爸所在法院的档案室查阅资料，看到2004年的一本卷，是我妈写的卷皮和封底，我写的诉讼费收据、起诉状和开庭笔录，我爸写的判决书手稿，看到这本集中了我们一家三口心血的卷宗，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温暖和感动。

　　爸爸凭着自学和经验，兢兢业业地工作了27年，没有一起错案没有一个人上访。这些“提前介入”，成为我最初的法学启蒙。

　　爸爸说，办案就是洞察人生百态。他最痛恨不赡养老人的人，说每次办理赡养案件，都恨得牙根痒痒；爸爸最喜欢用调解结案，他说，调解的结果可能不是最符合法律规定的，但乡土里的纠纷解决，要有人情味儿；爸爸办理离婚案件，向来反其道而行之——劝离不劝和，他说，两口子气头上劝和，是火上浇油，你漠视他们直接安排开庭，他们反而会问不是要先调解吗……这就是我爸，一个有血有肉、有温度有担当的基层法官。

　　2011年研究生毕业，我顺利成为一名北京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第一个独立承办的案件是个盗窃案。也许看出我是新手，嫌疑人试探地翻供，我情急之下拍桌子大吼：“你四十多岁的人了，怎么满嘴跑火车？”话音刚落，嫌疑人立马翻脸：“你个小姑娘，凭什么这样说我？这事不是我做的，你爱咋处理咋处理。”我意识到不对，赶紧缓和语气，可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再说话，我只能结束这次失败的提讯。整理卷宗时，我看到家庭成员一栏写着“儿子，10岁”，就随口问道：“你被抓了，你儿子谁照顾？”“跟我妈在老家上学 呢 。”“读几年级了？”“三年级了，我儿子可棒了，我们家墙上贴满了他的奖状。”说起孩子，他的眼神变得温和，我看到了希望。“你儿子那么棒，你也是他的榜样呀！”我头也不抬继续收拾东西。“你说你现在被关在看守所，孩子问爸爸哪儿去了，老人怎么说？”他低下头，眼睛湿润。“检察官，我坦白就可以从宽处理吗？”“你自愿认罪，我们在提出量刑建议时肯定会建议法官从轻处理。”“检察官，你别收电脑，我好好说，我想快点出去……”讯问顺利进行了，庭审效果也很好。

　　从那时起，我尝试尊重每个嫌疑人，哪怕只是他摁完手印递给他一张纸巾。对立永远不是最好的途径,我们要做的是传递法律的温度。

　　我和爸爸一起经历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一起经历了司法责任制改革，一起通过遴选进入司法官员额序列，一起作出“让每个公民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我感恩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父亲，让我对他的职业尊荣和压力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