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乡县衙的不少对联，反映了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与执法理念

　　河南南阳内乡县衙的二堂门上挂了一副楹联，叫做“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实际上，“罪疑唯轻”在西周已有，据《尚书·大禹谟》载：“罪疑唯轻，功疑唯重。”《尚书·吕刑》也载：“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结合起来看，西周“罪疑唯轻”具体表现为“罪疑从赦”。赦又从赎，赎以锾计，通过“罚锾”，就是罚金了事。比如判墨刑有疑的，则罚一百锾，但还是要核实其罪。怎么核实呢？“简孚有众，惟貌有稽。”即要依赖众人核实验证，审判也要有共同办案人的稽核。

　　《周礼·乡士》载：“乡士掌国中，……听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但凡地方疑难案件，皆报司寇，且群体官员共同来审案，最后由王定夺。众人核实是通过“三刺之法”（刺，即打听征询）来完成，即“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分别依次征求群臣、群吏和百姓的意见来核实其罪，最终以公议来执行罪疑唯轻。

　　但是，地方官也会考虑到若因坚持“罪疑唯轻”而放走了真正的罪犯，将来导致重新犯罪的话，社会危害就大了。于是，通过超期羁押的办法来控制嫌疑人就成了官员们的首选对策。为了解决疑案久拖不决，西汉时期便将疑难案件的裁决责任上移，免去地方官的担忧，推行“疑狱奏谳”。

　　据《汉书·刑法志》载：“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疑狱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即从县到郡再到中央廷尉，逐级上报疑难案件。如廷尉仍难决断，则附上可以比照的法条，报请皇帝裁决。同时，凡是地方官员依惯例呈报上来的案件，其自认为没有问题，但却被上级官员认定为疑难案件的，则不会视为错案而追究地方官责任。景帝在后元年（前143年）发布的一则诏令就是基于这个考虑：“人有愚智，官有上下。……谳而后不当，谳后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然而，疑狱奏谳很容易给地方官推卸责任以口实，所以宋代就有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规定对非确系疑难案件而提起奏谳的有关官员，要科以“不应奏而奏”之罪。

　　同样，古代也有后续制度来弥补因没有贯彻“罪疑唯轻”而导致的冤假错案，例如汉代创设了录囚制度，皇帝、刺史或郡守通过审录在押囚犯，平反冤案。在西周就已经实行的赦免制度，更是为冤假错案的事后补救提供了可能。虽然录囚和赦免不固定，但频率却不低。

　　现在我们刑事法确立处理疑难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是“疑罪从无”，按照“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当犯罪事实在有无之间存疑时，应宣告无罪。但曾经有较长时间，司法实况并非如此，宣告无罪所占的案件比例微少。对于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忙了好几通，却只因为无法彻底排除合理怀疑，于是就宣告无罪，这似乎是不太能接受的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侦查机关忙了半天也得有个交代吧。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蛋。侦查机关既然“叮”上了你，很可能就是你，查出来只是时间问题，在限期办案的压力下，虽然一时提交的证据稍有瑕疵，但也不能彻底否定吧？对于这种情况，法院常常会“留一手”，往往倾向于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以前这种“罪疑唯轻”的判决逻辑，和我们的老祖宗没什么两样。

　　古代“罪疑唯轻”的推行依赖于自上到下的共同负责制，具体通过疑狱奏谳和事后多种补救机制来杜绝官员不尽责而“和稀泥”的司法投机行为。其主旨是将疑罪的审判责任分摊给官员群体，甚至包括皇帝在内。而且“罪疑唯轻”最终由“天子”来定夺，可以制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族不断缠讼闹访，利于平息纷争。毕竟由“天子”定夺，表明终极程序已经走完，终极正义就是如此。而且“天子”又可以通过正式的录囚和赦免制度进行自查自纠，达到类似于今天的“疑罪从无”的效果。

　　总之，中国古代一整套围绕“罪疑唯轻”这一核心的制度设计，通过疑狱奏谳和最高权力者的终极参与，免去了承办官员的群体责任，保全了为案件辛苦忙碌的所有人的脸面，使投入的司法资源得到肯定，使社会公众惧怕犯罪嫌疑人再犯罪的担忧消弭。同时，通过皇帝的介入，以及罪疑从赎和罪疑从赦的相关制度保障，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也能最大程度地得到安抚。因此之故，“罪疑唯轻”所带来的总体社会效益依然有其闪光之处，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法治智慧。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