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过往，皆为序章”。这段时间我愈加觉得，书房中书架上的那些古今中外文史书籍就是我灵魂中的诸神。别看他们瘦弱没有牌位，可书脊上的书名与作者让我肃然起敬。

　　从“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我见到《论语》，眼前立刻就出现了一位在漫漫黄沙路上行走的老者，风餐露宿行进在孤独的苦旅上。“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我见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眼前就会想起那位西方思想史的“太阳王”——尼采，我看到他忧郁的眼神。当马夫连续抽打他马车前的那匹老马时，他突然跳下车，抱住马的脖子失声痛哭：“上帝死了，必须重估一切价值。”他站在思想王国的中央，以国王的口吻宣称。

　　1998年，高中时代的我第一次读语文老师推荐的李泽厚《美的历程》时，我一下子傻了。“俱往矣，美的历程是指向未来的！”二十多年了，至今那名当年三十岁不到，意气风发的管姓老师引用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结尾的话时，那铿锵的声调和凝重的神情，仍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深处。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原来中国的文艺美学史还可以这样解读。

　　“压抑与空虚越持久，积蓄也越丰厚，越容易造成文学等精神世界的社会性思潮的出现。”至今我不能忘怀，那时大学校园里有数不尽的文学讲座。在华东师范大学，格非带着已经成名的马原做讲座，教室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人们让出一条小路，等他们走过，小路随之合拢。“你有很多同伴，因为你在一个共同体中生活。”格非后来回忆说。在作家马原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精英都挤在文学这条窄窄的路上，写作是他们迅速让自己成长、自信最佳的渠道。

　　这一切首先源自1977年教育界的拨乱反正，那年已经下发的当年工农兵招生推荐的文件被高教部门收回，同年10月全国高考恢复，这预示着文化与学术重新获得体制尊重的标志性事件，最终拉开了后来被称为“八十年代”的序章。当时具有争议的文学艺术流派在今天已告别边缘身份，成为专门史无法回避的内容；当年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和成果，有些早已被遗忘，有些则成为启蒙经典。

　　“朦胧诗”开启了一个时代，确立了新时期诗歌的特征，享有文学的“荆棘花冠”。这批诗人早年的激情和理想从狂热到冷硬，在对自我意识进行反思之后，正是他们那种失望与迷惘赋予了诗歌尝试的独特气质。那真是诗歌的春天！当年的李泽厚在接受马国川访谈时回忆说，“我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朦胧诗”的背后是一批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沉寂，终于在此时发出了属于自己和这一代人特有的声音。

　　诗歌的天团号角方兴未艾，第一届“星星画展”又在中国美术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群年轻的民间画家，无法进入最高级别的美术馆展出自己的作品，于是直接在中国美术馆外的街边布展……

　　“朦胧诗”“星星画展”两者构成了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从更宽的范畴上说，它们是美学热的反映。马国川回忆，当时美学书籍在普通民众中受宠，美学成了显学。上世纪80年代初北大各专业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

　　中国今天的扬帆起航之路正是始于那个年代，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早年的研究开始出成果，产生了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以文学批评学者金观涛等为代表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甘阳、赵越胜、周国平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三大文化群体及其著、译作的出现，被认为是那个年代文化热走向辉煌的标志，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王朔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写下了这样的话。文艺青年的时代此后慢慢结束了，我们睁眼看世界，人之为人的各种需求在一个开放的时代萌芽与生长。大学校园墙上的文学讲座信息越来越少，替代它们的，是越来越多的GRE和托福广告。由于读者萎缩，纯文学期刊纷纷倒闭，作家们被抛向市场。对写作的评价标准开始变得复杂，有人以自己的小说能被改编成影视剧作为至高荣誉，也有人用码洋的统计标榜成功。一个时代就这样终结了，作家格非在接受《人物》杂志专访时感慨万千。马原很早就提出小说已死的观点，虽然格非坚决不同意他的观点。

　　“每一个月圆之夜，我任意拨出一组号码，都能听见招隐寺的一声鹤唳。我说，亲爱的，你在吗？在或者不在。都像月光一样确凿无疑。这就足够了。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2016年，沉潜十多年的格非在陆续写完“江南三部曲”最后一部《望春风》几年后，去了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访问，主持人请他朗读自己作品的片段，他选择了这首诗。他自己也没想到，读了两句，眼泪就落了下来。

　　作者：王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