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忠

　　顶针儿，这东西估计今天的孩子们都不认识，就是我也已经多年没见过它的身影，不知现今农村的婶子大娘是否还在用它。在当年，它可是农家妇女们的“标配”物件之一，针线活儿水平的高低考量着女主人的贤惠程度。

　　顶针儿为铝制或铜制，箍形，上面布满小坑，套在中指用来顶针尾，以免伤手，而且使手指更易发力，用来穿透衣物。那时，缝衣做鞋完全手工。因此，顶针和针线、锥子剪子成了民间常用的缝纫用品。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它，是在姥姥的针线笸箩里。

　　对于北方农村的孩子，隔三差五“住姥姥家”是一件颇值得期待的事，尽管被笑骂是“白眼子”，但好吃的、好玩的待遇却是货真价实。上小学前，我常住姥姥家，原因是这期间父亲一直陪着母亲在外看病，家里无人照料。“少年不知愁滋味”，从母亲病重直至去世，我都懵懂无知，只记得在姥姥家的两三年里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

　　六七岁的男孩子精力充沛，什么事都敢干，上树捉鸟，下河逮鱼，是我每天的必修课，而遭殃的是身上的衣裳和脚上的鞋子，时常是这里一条口子，那里一个窟窿。村里的姥姥姥爷、舅舅舅妈们，对于这个淘气的孩子礼让有加，甚至是放纵。多少年过去，我才明白，其实那是善良的亲戚们对一个遭受家庭不幸的孩子的怜惜之情。

　　衣服破了，鞋子烂了，只能由姥姥缝补。姥姥年近七十，一只眼睛的视力几乎为零，那时农村刚刚用上电，每家每户的电灯都用最低瓦数。姥姥总是在我上炕躺下后，就着昏黄的灯光缝衣服、补袜子，灯光里我看见她满头的银发，还有手指上的那枚顶针儿随着姥姥的手上下游走。我问：“姥姥，这点儿光您看得见吗？”姥姥笑着撇撇嘴：“你说呢，这针线活儿我做了五十年，就是在黑灯影里纳个鞋底，缝个被子也没什么问题。”

　　我和姥姥聊着，姥姥便说起她的几个儿女。她有两个儿子四个闺女，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加起来一共17个，“到如今还用我做针线活儿的也就是你！唉……”姥姥突然停住话题，我隐约看到姥姥深陷的眼窝里有泪光闪动。如今想来，她应该是想起我的妈妈——她那苦命的老闺女。那一刻我并不真正理解老人家的心情，还嬉皮笑脸地哄姥姥，“我知道姥姥您最疼我了，长大了，我一定买一堆针线顶针儿！”姥姥顿时咧开缺牙的嘴巴嘿嘿笑了：“还真是没良心的白眼子，给我买一堆这东西干啥，给你缝一辈子破衣烂衫，想累死我啊？先别管长不长大，你眼下每天少皮点，衣裳鞋袜少破点，就当疼我了！”和姥姥斗着嘴我便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起来，衣服袜子上的破洞已经针脚细密，完好如初。

　　1978年，我到了入学的年纪，只能恋恋不舍地离开姥姥家。从那时起，每到年根过年，姥姥会专门给我做一套棉衣棉裤和一双棉鞋。舅妈经常劝她：“娘，您年纪大了，眼神儿不济，这鞋您别做了，交给我就行了。”姥姥不让，说：“还是我来，就算我替死去的老闺女疼儿子吧！”

　　1983年秋天，姥姥去世，年底二舅来我家拜年，照样带来了一套棉衣和一双棉鞋。二舅说，棉衣是姥姥做的，棉鞋姥姥只做了一半，因为那时老人家已经病得手上没有了力气，眼睛也彻底看不见。临终前，姥姥托付舅妈把剩下的工序完成，并嘱咐，以后你们可别忘了那个没娘的孩子！

　　前几日，读到著名文化学者马未都先生的一篇文章小记《顶针》，瞬间让我回忆起儿时住姥姥家的时光。她那一头银发和戴着顶针儿的粗糙手指又一次浮现在眼前，阵阵辛酸，丝丝暖意，一并涌上心头。

　　（作者单位：河北省黄骅市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