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长瑜

　　关于何谓“造成重大损害”，司法实践中通常有两种认定标准：一是结果比较标准，即将已经造成的侵害与防卫人造成的损害进行比较，或者将可能造成的侵害与防卫人造成的损害进行比较，如果后者相较于前者出现明显失衡，则认为造成了重大损害；二是结果认定标准，即对防卫结果进行单独评价，对“重大损害”本身进行定义。

　　在结果比较标准之下，一般会进行法益的权衡，即按照通常的法益位阶排序，如果为了保护后位阶法益而造成了前位阶法益的损害，或者为了保护同一位阶法益而造成了相对较重的结果时，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害”。但是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制止不法侵害，“正不必向不正低头”。进行结果的比较，要求防卫人对不法侵害所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结果有精确的判断，进而人为地控制防卫行为的进程，显然，法律不能对其作出如此期待。同时，“既然法律宣告防卫人对侵害人的法益造成某种损害是合法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法律为侵害人所设置的保护屏障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被撤除了。”将不法侵害结果与防卫结果进行简单比较进而对是否“造成重大损害”作出判断的做法，完全忽视了双方法益在值得保护程度上的差异，并不可取。基于此，也有学者认为，“重大损害”的认定标准应以上一层级相对较重的结果为依据，考虑到在具体操作中，对侵害人与防卫人保护程度的差异难以判断，甚至提出可借助刑法规定的不同法定刑幅度加以确定。这一主张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简单结果比较带来的尴尬局面。但是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我国的财产犯罪一般为数额犯，以普通盗窃罪为例，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的，认定为数额较大。根据法定刑幅度标准，盗窃1000元的，防卫行为允许达到较重重伤以上结果，盗窃900元的，由于尚未成立盗窃罪，故防卫行为允许达到较重轻伤以上结果。区区100元，就可能决定完全不同程度的防卫结果的正当性，难谓合理。

　　由以上分析不难得出两点结论性意见：

　　第一，由于对结果比较标准的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实务部门往往对侵害结果与防卫结果进行简单比较，一旦防卫结果的法益侵害性超过侵害结果，直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害”，无法实现对防卫人的全面保护；

　　第二，根据结果比较的标准，尤其是法定刑幅度的标准，对于一般较重重伤以下结果不会被认为“造成重大损害”，由此，完全可以对“重大损害”本身进行定义，而非对每一个具体案件中的侵害结果与损害结果进行衡量，造成司法成本的过分加大。而且，司法机关因对结果比较标准的理解模糊而带来的对“重大损害”过于宽泛的理解（如生命法益、人身法益高于财产法益），一旦对侵害财产法益的行为的正当防卫造成了侵害生命、人身法益的后果（即使只是造成了侵害人轻伤的结果），一律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害”，或者因对其理解不一而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后果，影响司法公正。因此，结果认定标准更具合理性，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务经验，宜将“重大损害”界定为重伤以上结果，即对于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者轻伤的，不属于“造成重大损害”，不应认定为防卫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