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在现实生活中似乎随时可见：如基于性别的歧视，基于身高的歧视，基于出生的歧视，基于教育背景的歧视等。最新的一个相关案例是北京《法制晚报》7月25日《四川艾滋病小伙遭歧视案后续：体检医院、疾控中心成被告》的报道：四川小伙子小谢入职体检中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认为自己遭遇歧视被强迫离岗，便将入职公司诉至法院，今年5月，小谢获得赔偿并重回岗位。

　　尽管歧视现象随处可见，人们也经常会感觉遭遇到了歧视，然而，更多时候，其仅仅是一种现象，一种感知。作为一种现象和感知，其能在生活中频繁、反复出现，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从法律角度去思考。从法律角度来看，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对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歧视“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歧视的法律研究的缺失有关。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行为能够构成一个在法律上成立的“歧视”，从而可以诉诸法律，得到法律的纠正？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不能在法律上纠正，人们便得不到相应的法律保护，歧视就会在事实上得到鼓励，甚至保护，那么歧视现象只会越来越多。

　　就法律上“歧视”的构成而言，有两个重要维度值得我们注意：一个维度是歧视的缘起，即哪些行为或要素可以构成歧视，因而是法律所应该禁止的。一旦出现了基于该特定要素的歧视，法律即应对遭受歧视者提供有效保护和救济。

　　就歧视的构成要素而言，相关国际文件和条约的规定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启示。《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是有关宪章宗旨的规定。其中强调，要“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由此看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是建立在“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对人权的尊重是建立在区分种族、性别等基础之上的，这就属于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漠视和侵犯，是一种应该被禁止的行为。

　　然而，《联合国宪章》只列举了四种要素，即种族、性别、语言、宗教。从这四个要素的角度来看，宪章似乎只禁止基于这四种要素中的任何一种的歧视，对于基于其他要素的歧视，如基于财产、出生、社会出身等的歧视，则似乎并不禁止。也许是意识到了宪章此规定的不足，在随后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禁止歧视的要素或行为就有了明显的扩展。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相较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明显地扩大了范围，不仅包括肤色、国籍等，还包括政治见解、社会出身等，既包括主观性要素，也包括客观性要素。

　　《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很快就成为了“标杆”。在1966年通过的两个基本人权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世界人权宣言》的上述规定被原文“拷贝”进了这两个公约的第二条之中。由于《世界人权宣言》和这两个基本人权公约构成了保护人权的“世界人权宪章”，这实际上意味着，上述规定应成为我们思考歧视问题的重要“缘起”。这些文件中提到的任何一个要素或行为，都应该成为构成法律所禁止歧视的要素或行为。

　　另一个维度是区别对待或不平等对待问题。歧视，按其本意而言，就是一种区别对待。但仅有区别对待，还不足以构成歧视。区别对待必须是建立在没有合理或充分依据的基础之上。一旦具有充分的或合理的依据或理由，尽管存在着区别对待，也不构成歧视。

　　就充分或合理依据而言，其实质上是一个在断定歧视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成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质性要件。无论是“充分”依据也好，还是“合理”依据也罢，其都不能建立在一个假定或想当然的基础之上，而是需要建立在充分的事实依据或理据的基础之上的。其举证责任，应该属于提供区别对待的当事方。但是，基于不同要素或行为的区别对待，其是否合理，是否有充分依据，应该是一个个案式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问题。即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标准，能够适用于判断基于所有要素或行为的区别或不平等对待是否“合理”或“充分”。

　　基于上述两个维度，法律意义上的歧视，就可以简洁地描述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而给予区别对待，或不平等对待，而相应的区别或不平等对待，并无合理或充分的依据。这样一个定义，既可以成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对歧视的必要法律基础，也可以成为我们制定相应的反歧视法的必要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