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海报

　　丹麦是一个盛产童话的国度。在童话故事里，脸谱化的形象让我们能够轻易分辨出好人与坏人，可有些时候，要做这种区分却并不容易。假使一个幼儿园小姑娘，睁着清澈无辜的眼睛，指控一个成年人性侵了她，你选择相信谁？

　　丹麦电影《狩猎》当中，幼儿园老师卢卡斯就遭遇了这样一起子虚乌有的指控。尽管离异单身，但他性格温和富有爱心，与孩子们打得火热。小女孩克拉拉生活在一个缺乏温暖的家庭中。由于和克拉拉父亲是好友，卢卡斯时常关心帮助克拉拉，这给克拉拉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温暖。她送给卢卡斯小礼物，试图表达连自己也搞不明白的爱意。卢卡斯企图纠正小女孩错误的示爱导向，却遭致了她的怨恨，她向园长编造了卢卡斯性侵的弥天大谎，导致无辜的卢卡斯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被全镇人排挤、家里的玻璃被打碎、狗被杀死、去超市被赶出来……卢卡斯眼里的小天使，一夜之间成为他人生的梦魇。

　　单从表象看，卢卡斯的不幸遭遇无疑是小女孩造成的，但深入分析，莫须有的指控得以被无限放大的罪魁祸首，其实恰恰是那些看似保护幼童的成年人。

　　幼儿园园长本人并没有搞清楚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因为小女孩仅仅只言片语地述说了几个关键词：不喜欢卢卡斯、他很笨、他有小棒棒并送给自己小礼物等等。园长立即以一个成年人的思维将这些支离破碎的零散词句串联起来，得出初步结论：小女孩被性侵了。尽管极不确信，但责任心驱使园长联系了一位调查员共同与孩子进行了一场郑重其事的谈话。

　　调查员问：卢卡斯对你做了什么？孩子摇头：我想出去玩。调查员又问：他是不是在这里给你看过不该看的东西？女孩看看在外面玩耍的同伴，长时间沉默后，轻轻点了点头。调查员面露喜色：你点头了，你很棒！

　　这一场极富诱导性的问话，早已偏离了查明事实的初衷。在问话之前，问话人本身已经预设了答案，只是需要被问话人做出再一次的确认而已。以此为基础，卢卡斯性侵小女孩的初步怀疑转化成了调查者的内心确信。然后，园长就在自以为的内心确信下，通知家长、公开讨论事件、请警方介入。遗憾的是，在疑似性侵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无辜的卢卡斯却浑然不知。园长只是含糊地告知他有孩子控诉他，却不容他做进一步的解释，除了保证会查清楚。可怎么查清楚呢？当你面对的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倘若分析此刻小女孩的心理，起初只是由于类似“丢失了心爱玩具”般的不良情绪感染。对于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来说，她的内心必然充斥着纠结和恐惧，才会不断地反反复复，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她的认知能力尚不足以清晰地分辨问话人的确切含义。在她的意识里，回答完问题赶紧摆脱这里才是当务之急，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成年人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几乎可以说，她跌进了成年人设置的诱导性问题当中。此后，事态扩大到已经超出了一个儿童所能控制的境地，她只好将错就错。即使她对妈妈说：卢卡斯没有做什么，这不是真的。可是，被感性冲昏头脑的大人，将此解释为：是孩子不愿意想起那令人恶心的事情。

　　此时的剧情陷入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荒谬悖论里面。当人们相信不存在的东西是存在的时，那捏造的事实甚至比存在的事实更显得真实。

　　三人成虎。就连一代巨星迈克尔·杰克逊也不能幸免。13岁的男孩钱德勒指控杰克逊性侵了自己，这起困扰杰克逊一生的娈童指控，事后被证明只不过是钱德勒的父亲为了索取高额赔偿而唆使的结果。

　　反思导致卢卡斯们无妄之冤的根源，我们可以在两个维度上来考察。从心理学意义上而言，对弱势群体天然生成的同情心，在某些时候容易遮蔽成年人理性的双眼，人们宁愿相信天真的孩子们所勾勒出来的那个不存在的地下室，也拒绝相信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倘若将冤案的形成过程置于刑事司法程序来衡量，其症结在于感性认知主导了性侵指控，而被指控者无法辨冤白谤。

　　必须承认，同情心是内嵌于人类天性中的一种特质，并不会随着法治的健全与否而自然减退。影片最后，针对卢卡斯的那一声冷枪即成为这种特质的注脚。不过，完备的刑事司法程序或可补救这种缺陷。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在对小女孩问话之时，有合适的监护人在场；假如在决定公开事件之前，园长能够认真地听取卢卡斯的辩解；假如人们能够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一下孩子们那漏洞百出的证词……或许会阻断事态的持续恶化，进而减小对卢卡斯的伤害。

　　从这一角度来审视影片，对于传统上对侦查笔录有惯性依赖的司法办案人员而言，或可带来一些启迪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