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红拂夜奔》序言中说：有的书，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有的书，有趣是它应达到的目标。在秋日的暖阳里读到这本《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感受到的却是百年中国法律史的沉重和压抑。
正如副标题所言，陈夏红博士书中讲述的都是在近现代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和事，包括伍廷芳、曹汝霖、钱端升、王造时、王名扬、吴经熊等名动一时的精英名流，包括晚清立宪、宋教仁被刺、审判金璧辉、“反右”、“文革”等一些列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跨度，近乎百年。这个百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最跌宕起伏、最具决定意义的百年，也是中国曲曲折折地走出“山高路远坑深、坡陡礁险水急”的“历史三峡”（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实现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重大转型的百年。
晚清立宪运动和民国初年“三权分立”政治实践，为中国法律人提供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在《发现伍廷芳》一文中，作者引用了三段史料来证明清末洋务派对伍廷芳这个“第一个取得英国大律师资格的华人”的争抢，史料有郭嵩焘《奏保荐伍廷芳折》、李鸿章《请用伍廷芳》及郭李二人间的信函。后伍廷芳入李鸿章幕府一干就是14年，于晚清外交、清末修律以及民国政坛均有不凡建树。令人感慨的是，1911年12月“南北和谈”时，代表革命军与清廷谈判的就是伍廷芳！在赞叹伍廷芳非凡才干的时候，我们或许更应为郭李二人的慧眼识珠和恢弘大度而叹服。
相较于伍廷芳在政坛的顺风顺水，其他一些法学家的遭遇就只能用“世事难料”来形容了。《政法往事》用5篇文章详述了钱端升的遭遇。钱端升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职位，“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红色中国。可是，在随后的“反右”、“文革”20年中，“钱端升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学术无缘，与理想的政治无缘，与知识无缘，所求不过‘饥即食、病即医’，已经不顾知分子的尊严底线，不得不向权贵认错、忏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
民国期间的知识分子大体有三条路可走：跟共产党革命、跟国民党做官、进大学教书。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前两种选择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主要途径。相较于其他留在大陆的法学家而言，钱端升的遭遇或许还不是最差的，基本同时代的周枏、谢怀轼、王名扬、江平等老前辈，都曾因家庭出生、学术背景、求学经历等原因被流放劳教，有的妻离子散，凄惨无比。
在《政治风浪中的“冤家”》中，我们看到，钱端升的好友、美国的“中国通”费正清教授同样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指控和迫害，可见，政治和学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独中国所有。虽然说，他们遭受的悲惨命运很难再度上演，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代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的学术自主性和独立性问题”（陈瑞华教授为《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作序）。政治有政治的规律和要求，学术有学术的规范和要求，以政治来强制学术固然不对，以学术妄议政治也不见得有多少合理性。《为慈禧讲立宪的曹汝霖》、《为曹汝霖说几句公道话》、《是非功过说润田》三文，向我们展示了有别于传统“卖国贼”形象的曹汝霖，让我们看到了政治人物的无奈和政治评判的独特标准。显然，这种“弱国外交，言之可叹”的“无奈”并未完全得到理解和认同，这种“平衡和妥协”的“标准”也不受社会大众待见。所以，那个反袁称帝、坚持共和，身处敌区、拒任伪职的曹汝霖只能继续做他的“卖国贼”了。试想一下，这样的“卖国贼”，又有几人能做到？或许，让政治的回归政治，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坚持“有限度的参与和影响”，更符合学术和政治的发展规律，更容易在双方之间建立良性关系。“超越东西方”的吴经熊，就是远离政治、潜心学术的代表，并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世界级的法理学家，也是中华民国法制的重要擘画者”（台湾曾建元教授语）。
对于同样的历史，不同立场的经历者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戴铮在其口述的《从北京政法到中国政法》中说：对他们（主要是当时的大学教授和青年学生），“首先就是改造思想”，“院系调整也是完全正确的”，“我当北京政法学院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应当说我们俩（指与钱端升）合作非常密切，非常愉快”。而江平先生在其口述的《我只向真理低头！》中则说：“钱端升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院长，实权都在党委手里”，“当时党委一些人，都是从华北革命大学来的一些老干部”，“这些老干部与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隔阂也比较大”，“1957年反右的时候……明显就变成这些老干部整这些知识分子”，“一种是左的可恨”。戴铮就是江平老师所说的“从华北革命大学来的老干部”，时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党委书记，钱端升是院长。江平老先生的话，在钱端升晚年写的《我的自述》里得到了印证。在这里，对历史的感受和记忆，决策者、主导者与广大“被改造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法往事》将《从北京政法到中国政法》和《我只向真理低头！》收录在一起，一前一后，前后对照，读得触目惊心！
我相信，戴铮老先生在主观上是希望能与以钱端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合作非常密切、非常愉快”的，而且他也是朝这方面努力的，但这种希望和努力受当时的大气候影响并没有取得效果。就我们的认知而言，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公正待遇”，却鲜有人知道。看完本书，我们从刻板的文字中真切感受到了那种被逼割舍思想、割裂亲情、出售灵魂、出卖师长的悲苦与冰冷。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能自由思想、放弃操守底线，无异于割断生命。“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培养了一种不敢说真话的习惯”（江平：《沉浮与枯荣》）。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难，可是，读到这些文字，仍忍不住潸然泪下。
或许因为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吴经熊的善始善终在本书中反而显得很“另类”。《“年十二而志于学”的吴经熊》、《浪子回头金不换》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学界大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吴经熊刚上学时，“哭了一整天”，还因反应迟钝被同学讥笑为“木鸡”。在上海做律师后，一个月就挣了4万两银子，“比我当法官和教授加起来的都多”，喜悦之情表露无遗。有名有钱后的吴经熊开始寻花问柳，甚至放弃宗教信仰，迷上卜卦算命，济南的圣经大学曾因此拒绝他的捐款。这真是那个学贯中西的吴经熊吗？这些记录均出自他的回忆录《超越东西方》，真实性应不存疑。我们在钦佩吴经熊的学养的时候，亦应对其真诚和坦率报以热烈掌声。
法治的希望在于坚韧而普遍的努力（何家弘教授语）。合上书，窗外月明星稀，夜深人静。百年法治探索路上，刀光剑影，风霜雨雪。然而，法治依然未成，道路依然漫长。当代中国法律人能否接过老一辈的衣钵，担当起历史的重托呢？
（《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陈夏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作者系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检察院 王伟）
